我的稱號有屬性174 （請勿訂閱）

治上提拔姚崇、宋璟、張嘉貞、張說、李元紘、韓休、張九齡等賢臣為相，整飭的吏治，並建立了一套監察制度，精簡官僚，裁減冗官，設採訪使發展節度使制度，導致地方權力增大。[14-145]經濟上推崇節儉、抑制佛教，並幾近荒廢的義倉制度，又通過括戶等手段緩解土地兼併導致的逃戶問題。[146-147]軍事上改府兵制為募兵制，並興復馬政，對外收復了遼西營州及唐睿宗時期賜給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並再次降服契丹、奚、室韋、靺鞨等政權。[148-15]西域方面吞併大小勃律並且攻滅突騎施，塞北政權方面降服復國的後突厥，後又扶持回鶻剪滅後突厥。[154-160]

    唐玄宗統治下，唐朝國力空前強盛逐漸步入盛世，史稱「開元盛世」。[1][161-165]

    安史之亂

    唐玄宗

    唐玄宗[142]

    唐玄宗改元天寶後，承平日久，國家無事，統治者逐步喪失向上求治的意志，志得意滿，開始放縱享樂，從此忽視國事。在納楊玉環為貴妃後，更加沉溺酒色。唐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劍」惡名的李林甫為宰相長達十八年，使朝政日益敗壞。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為相，出現了宦官干政的局面，高力士的權勢炙手可熱。[166][167]唐玄宗後期好大喜功，為此邊境將領經常挑起對異族的戰事，以邀戰功。當時兵制由府兵制改為募兵制，從而使得節度使與軍鎮上的士兵結合在一起，導致邊將專軍的局面，其中以掌握重兵的胡人安祿山最為著名。[168]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祿山趁唐朝政治、軍事空虛之機，和史思明發動叛亂，次年十二月叛軍攻入東都洛陽，唐玄宗率眾逃至成都，史稱「安史之亂」。[142]太子李亨在靈武稱帝，是為唐肅宗，唐玄宗被遙尊為太上皇。安祿山則在東都洛陽自稱大燕皇帝，年號聖武。

    唐至德二載（公元757年）正月，河南節度副使張巡、睢陽太守許遠等人率領軍民堅守隋唐大運河咽喉、江淮屏障睢陽（今河南商丘），在睢陽之戰，叛將尹子奇為報屢敗損目之仇，使安慶緒前後大軍幾十萬人被睢陽城四千名守將所牽制。此次睢陽之戰長達十個月之久，如此方使唐朝能夠反攻，使郭子儀能夠從容收復兩京。[1][169]

    長達八年時間的安史之亂使得唐朝元氣大傷，從此由盛轉衰。此後，中央的權力大大削弱，節度使的權勢越來越大。此時均田制已經逐步瓦解，土地兼併現象日趨嚴重，租庸調製也無法實行。安史之亂戰後人丁銳減，土地大量荒蕪，藩鎮割據的現象形成。[1]

    唐代宗時，劉晏改革鹽法，改善了國家的財政，唐德宗任用楊炎為相，於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兩稅法，一年分夏、秋兩季依土地徵稅。唐德宗還力圖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亂，發生了持續5年的奉天之難戰爭。最後雖叛將敗死，但是唐朝卻與其餘藩鎮妥協，條件是取消王號，朝廷承認他們在當地的統治權，從此割據局面進一步深化。[1]

    元和中興

    平定安史之亂的郭子儀

    平定安史之亂的郭子儀[170]

    唐朝有吐蕃、回紇、南詔等外患，內有宦官掌權、禁軍兵權甚至皇帝的擁立都由宦官決定，節度使對地方有甚至獨立於中央的管理權，成為唐朝的內憂外患之一。唐德宗死後，經過了唐順宗的過渡階段，然後由永貞內禪而受宦官支持的唐憲宗登基，其即位後，經常閱讀典籍實錄，每讀到貞觀、開元等文獻，他都仰慕不已。[171]唐憲宗以祖上聖明之君為榜樣，總結歷史經驗，注重發揮群臣的作用，敢於任用能臣賢臣為宰相，李純在延英殿與宰相議事，很晚才退朝。唐憲宗在位15年間，政績較多，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勤勉政事，從而取得了元和年間削藩的成果，並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興氣象，唐朝獲得再次統一。[1][172-17]

    宦禍黨爭

    唐憲宗晚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勢。牛、李兩黨相繼涉政，史稱「牛李黨爭」。[1]

    太和九年（85年），唐文宗與李訓、鄭注發動甘露之變，密謀誅殺宦官，但以失敗告終。而後，宦官團結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鎮兵力對抗宦官權力，從而埋下了晚唐藩鎮、宦官相衝突的種子。[174][175]

    會昌中興

    李德裕

    李德裕[176]

    唐文宗死後，唐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擁立下，經過派系鬥爭繼位，改元會昌。唐武宗重用李黨首領李德裕，削減仇士良的權力。唐武宗執政期間，中書省的職能作用發揮較好，因而宦官的勢力相對被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