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終章九三年（卅一）

間，大順的幾億人、尤其是幾億農村的人口，是不是人？可不可以過上百十畝地一群牛、老婆不紡織賣車包米去買布的日子？

要是大順沒打贏一戰、或者劉玉沒想辦法在阿拉巴契亞山畫線，那指定是不可能的。變不出來地，之前已經說了，按照《宅地法》的標準，大順需要5200萬平方公里的耕地，全地球也未必有這麼多吧。

問題是大順打贏了一戰、劉玉也在北美埋了毛皮販子和歐洲墾殖者的矛盾，並用人參貿易讓法國毛皮人參販子當了「龍虎將軍」在前線抗住了新教徒農民的西進。

大東進運動，即便刨除掉顯學一派的「工業主義」思維，即便只是大順傳統的農民耕作耕者有田的思路，也是得到了普遍認可的。

而工商業發展，或者說工業主義思維，本身就是大順實學派的底色。

包括說，現在於今來雨軒爭論的「通儒社」內激進年輕人的兩派，分歧也不在於工業、工商業的未來。

分歧只在於，要不要搞的這麼激進，搞均田這種極為暴力的手段。

可不可以柔和一點，繼續加大子口鈔關，讓各州府為中心，延續原本的手工業基礎，在大順形成一種星羅棋布遍地開花的局面？

而兩邊的爭論，本質上，還是在爭是「破而後立」；還是「萌芽繼續」。

均田派認為，內部城市的工商業，基礎是農業的剩餘占有，以地租等方式強行扭曲出來的交換價值的糧食，所以上限極低，肯定不行。再怎麼萌，也沒啥前途。

否定均田派認為，均田之後，農民會選擇先填飽肚子，那麼豈不是交換價值的糧食會更少？這不但不會造成工商業發展，反而會促會內陸的工商業，因為內地的工商業現在就是靠著地租等農業剩餘占有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均田派內部的成分，其實挺複雜的。

甚至可以說，既有極端進步派、激進派；也有大順政治光譜里的反動派、復古派。

而反均田派內部的成分，更複雜。

這和大順本身的情況有關。

既有傳統的、蘇子由批王安石的「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的這套「不可傷富」的思潮。

也有更傳統的，韓非子說的【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征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這一套「你窮是因為你懶，人家怎麼就富，你怎麼就窮，救濟貧民豈不是叫人都懶惰」的不分析當時情況、制度、人均耕地等等問題下的刻舟求劍思維。

還有就是儒家那一套「再封建」的各地、各省、州府自行發展，靠省級關稅和再封建思潮下的各省推舉賢人自治的反動思路——這個反動，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先祖父好容易搞出來了大一統、搞出來了國內統一市場的雛形，居然想要分開，這就算以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的思路，也是反動透頂的。

以及就是從明末泰州學派、再到顏李這邊通儒思想，一脈相承的鄉建、鄉賢思路。

搞鄉約、搞君子治理、搞學校、以學校為鄉村的政治中心來建設鄉村的那一套東西。當然，泰州學派後期有明顯的宗教化傾向，此時大順這邊支持鄉建學校鄉約這一套的並沒有宗教化傾向而已。

至於說對於科舉改革這件事本身，兩派並無分歧。因為他們雖然叫「通儒社」，但實際上這純粹是個挑釁的名稱，取得就是「雜學不為通儒」這種狗肉上宴席、野味做犧牲的反諷。

包括說，對於科舉制改革、以及整體上的「考試制度選拔人才」的方式，兩派都認可。

只不過，此時均田派的憤怒，源於均田派認為，大順改革的最後機會失去了。

即以通過變法、改良等辦法，而完成均田、或者說農業盈餘強制儲蓄強制工業債券和移民債券等來完成遷民的可能性，沒了。

他們並不反對科舉改革，反對的是這個時間點搞這個。

就像是一個人餓極了，不給個饅頭，卻給一碗水一樣。不是說不喝水就行、或者說不用喝水，而是說時機不對。

這種憤怒和不滿，說到底，其實原因很簡單——這群人把中西部地區的人，也當成人而已。

否則的話，其實沒什麼憤怒和不滿的。

既不需要救亡圖存。